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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良镛毕生追求诗意栖居入行因目睹日军轰炸今日

发布时间:2019-09-16 17:47:59 阅读: 来源:聚合氯化铝厂家

吴良镛毕生追求诗意栖居 入行因目睹日军轰炸

吴良镛:为良居谋

吴良镛毕生追求的,是“让人们诗意般、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”。在中国火热的城市化建设中,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吴良镛。2月14日,国家把最高科技奖颁给这位建筑学家,显得别有深意。

贝聿铭说:“你要到哪一个国家,说起中国的建筑,大家都说认识吴良镛。”可是恰恰在近二三十年大兴土木的建设中,中国人自己却越来越不“认识吴良镛”:作为建筑学家,吴良镛的代表作不是机场、剧院、体育场馆这些拔地而起的宏大建筑,而是一小截翻新改造的胡同。作为城市规划学家,他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,不是一座城市、一个“园区”、一处景观,而是在火热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冷落的“人居环境科学”理论。

2月14日,人民大会堂,吴良镛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11年度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”获奖证书。在国家的圣殿里,在聚光灯映射下的那一刻,人们再一次“认识”了吴良镛。

圆脸、浓眉、银发、厚厚的嘴唇,眼前这位年届90岁的矮胖老人,就是师从梁思成、林徽因,参与创办清华建筑系,留学美国,精于水彩画的建筑大师。自四年前在工地上中风后,吴良镛行动迟缓,说话更加慢声细语。这位建筑大师的客厅,堆满了各种书籍、照片与字画,看上去与普通人家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他在清华园的一生时光,都只在为国人良居谋。

成为“孤本”的菊儿胡同

与吴良镛交谈,没有人绕得开菊儿胡同。虽然他不再主动提起,但菊儿胡同既是吴良镛在规划实践上的巅峰之作,又是他学术道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。

位于南锣鼓巷东边的菊儿胡同由于保留了浓郁的老北京特色,如今反而成了老外们的聚居地。但在20多年前,这里是北京旧城一个积水、漏雨、危房的典型地区。建筑密集,许多家庭无日照,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、一个下水道,厕所在院外。

1987年,吴良镛受邀来对这个地区操刀“动手术”。早在此前的十年间,吴良镛和他的团队在做北京的总体规划时,就探讨了什刹海地区的改造方式,提出了居住区的“有机更新”与“新四合院”的设计方案。

按这样的思路,菊儿胡同的改造吸取了南方住宅“里弄”和北京“鱼骨式”胡同的特点,以通道为骨架,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“进院”,向东西扩展出不同“跨院”,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。

菊儿胡同的楼房只有三层,却容纳了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,院中已生长多年的两棵大树也得以保留。建筑群有着南国建筑的明朗色调——粉墙黛瓦,而不时出现的暗红色,又暗示着这里是皇城脚下,实现了与北京旧城肌理的有机统一。

对此,吴良镛的“自夸”朴素又到位:“有较高的容积率,环境又好,还有中国特色。”然而,菊儿胡同在建筑界,却是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。吴良镛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起初,国内对它没有宣传,建筑界对它的评价也只是:一般稍好;但在国际建筑界,却受到推崇。我们在国际会议上一拿出菊儿胡同的规划设计图,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”1992年,菊儿胡同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,1993年又获得联合国“世界人居奖”。当时的李鹏总理还曾在菊儿胡同发表了新年讲话。

菊儿胡同只进行了第一、二期的改造,就在二期工程前后,时间已进入1990年代,房地产业开始在中国兴起。城市中的危旧房改造往往也是结合房地产开发进行,经济利益驱动着各方的积极性。菊儿胡同第三期的设计图纸本来已经出炉,却因开发商称“亏本”而搁浅。因为“不挣钱”,菊儿胡同终成“孤本”。

有人因此说,菊儿胡同的“新四合院”模式不能得到推广,所以不具价值和典型性。但吴良镛解释说,菊儿胡同只是一个试验,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,即使是北京,也不是所有的区域都适合那样做。菊儿胡同走的是一条创作道路,不同地方应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,创造自己的特色。

当年在接手菊儿胡同危房改造项目之前,吴良镛刚刚提出“广义建筑学”的思想,在项目完成后,他又发展出“人居环境科学”理论。菊儿胡同,正好是吴良镛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最好体现。

“现代的,并且中国化”

2010年陈嘉庚技术科学奖在对获奖人吴良镛的介绍里,首先提到他是一个规划专家,其次才是一个建筑学家。建筑界流行一句话:“凡是到过北京的人,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。”其实不止北京,吴良镛还参与了北海、三亚、张家港、深圳、无锡、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,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……

在吴良镛眼里,规划的确要比建筑更重要。中学时,吴良镛目睹日军轰炸,毁坏百姓房屋无数,就报考了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,“从事建筑行业,立志修整城乡”。

1945年,在重庆的一间茶馆里,从云南远征军归来的吴良镛却告诉要好的同学,眼下抗战胜利了,他计划将重心由建筑转向规划。吴良镛改变心意的原因,是在滇西行军途中,眼见战争摧毁了一个个城市与乡村。他深感,在废墟上进行重建,“光搞建筑、盖几间房子根本不能满足要求”。

此时,他已在梁思成手下的“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”工作。因他此前在重庆中央大学校刊《建筑》上发表题为《释“阙”》的文章,而被梁思成看中。

还没等吴良镛将自己的主意告诉梁思成,梁就要他随自己去北京,创建清华建筑系。两年后,梁思成又拿出一份奖学金申请表,让他去建筑大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设计学院学习。

到清华和去美国,是他人生的新起点。

吴良镛追随梁思成多年,深得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的帮助与熏陶。在匡溪,他又得到了沙里宁离世前最后两年的亲身教导。此时,吴良镛对中国建筑道路的思考开始萌芽。他认为梁思成提出的“MordenandChinese(现代的,并且中国化)”值得倡导。这得到沙里宁的肯定,“你们一方面要现代化,一方面不能丢掉中国文化的传统。”

但回国后,吴良镛就一头扎进纷乱忙碌的建设热潮中去,除去清华建筑系与学界内的事务,还参与了中南海紫光阁修缮、唐山重建、毛泽东纪念堂、天安门广场扩建等项目的规划设计……他在美国的思考,只成为一颗没有破土的种子,一撂下就是30年

文革结束后,包括吴良镛在内的国内建筑界开始重拾发展道路与方向的探寻。1981年,吴良镛首次提出“广义建筑学”的初步构想。

广义建筑学的提出,是一个顿悟的过程。吴良镛曾在山西蒋宅发现一个聚落,由五个群族聚集而成。他当即想到,虽然聚落是由房子组成,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,其内涵是由家族构成的小社会。以聚落来看建筑,就从将建筑的内涵由原先狭隘的房子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的概念。由此,他提出了广义建筑学的核心思想:建筑行业的内容应当扩大展开,而不囿于原先单一的建筑含义。

他的这一想法,直到1989年《广义建筑学》的出版,才相对完善成熟。吴良镛说,“广义建筑学”的出现是反思“文革”时期的混乱,在中国建筑方向上探寻出路的结果。但下一步怎么走?如何用广义建筑学这个看似空泛的理论来指导建筑实践?四年后,吴良镛找到的答案是人居环境科学。

“聚落的根本要素,还是人。我们有各种建筑,铁路、公路、港口、商场……没有一个不是直接跟人有关系的,但目前这些与人居的需求是割裂的。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,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建设,跟人居的需求结合起来,做系统的考虑。”他解释说。

1990年,媒体对菊儿胡同危房改造的报道,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的注意。当年7月31日,他致信吴良镛说:“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、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,创立‘山水城市’的概念?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。”

在2001年出版的专著《人居环境科学导论》里,吴良镛就提出,以建筑、园林、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,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,从社会、经济、工程技术等角度,较为全面、系统、综合地加以研究。

吴良镛清楚地认识到,人居环境科学的建立,并不代表能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。“但如果这些问题在学术道路上没有一个大致的框架,还是茫然的”

“城市发展不是房地产开发”

吴良镛认为,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,应当积极地参与到现实的变革中去。而他为世人所知“最积极”的方式,莫过于先后两次上书中央,对国家大剧院“巨蛋”与奥运场馆的设计方案提出质疑。2004年,在他与一批两院院士的努力下,由国际著名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领衔设计的奥运主场馆“鸟巢”最终被迫瘦身。

同一年,吴良镛撰文指出,“违背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,不顾使用功能,离奇的耗资,此类大型建筑自国家大剧院开始,在我国各地接踵而来。我们的国家已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。……看来这一关系中国建筑发展方向(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)往何处去的问题,必须引起政府、科技界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注意。”

也许是受梁陈二人的影响,吴良镛尤其提倡人文精神。2009年11月,他在清华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成立25周年时说,“长期以来,有一种学术思潮是提倡科学精神,我认为只有科学精神是不够的,还应该包括人文精神,只有科学技术只是‘半个人的世界’。科学精神一定要跟人文精神相结合,‘产生第三种文化’。要深究人居环境科学,必不能忽视人文精神。”

面对各地狂飙突进的大拆大建,在最近几年的各种场合里,他也常常发问: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,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,充当配角?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“日新月异”的“大建设”,目的到底是为什么?城市到底为谁服务?

“城市发展不是房地产开发。现在没有整体规划,都把问题推到将来了。”虽然吴良镛的语气还是那么温和,但所谈的内容很尖锐。他分析说,中国的建筑文化底蕴是很丰富的,但中国的近代建筑遗产,并不是很深厚。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当政者,整个社会的建筑修养参差不齐,不像有的国家,有公认的标准。“我们要有一个大致公认的方向,连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完成。”

但吴良镛又说,“找到问题才是最难的,我们现在已经找出了问题,接下来就是解决它了。因此,我是一个乐观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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